文集五（第3页）

苏子曰：子胥、种、蠡皆人杰，而扬雄曲士也，欲以区区之学，疵瑕此三人者。以三涑不去，鞭尸籍馆，为子胥之罪。以不强谏勾践，而栖之会稽，为种、蠡之过。雄闻古有三谏当去之说，即欲以律天下士，岂不陋哉!三谏而去，为人臣交浅者言之，如宫之奇、泄冶乃可耳。至于子胥，吴之宗臣，与国存亡者也，去将安往哉?百谏不听，继之以死可也。孔子去鲁，未尝一谏，又安用三。父受诛，子复仇，礼也。生则斩首，死则鞭尸，发其至痛，无所择也。是以昔之君子，皆哀而恕之，雄独非人子乎。至于籍馆，阖闾与群臣之罪，非子胥意也。勾践困于会稽，乃能用二子。若先战而强谏以死之，则雄又当以子胥之罪罪之矣。此皆儿童之见，无足论者。不忍三子之见诬，故为一言。

论商鞅

商鞅用于秦，变法定令。行之十年，秦民大悦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，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秦人富强，天子致胙于孝公，诸侯毕贺。

苏子曰：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，而司马迁暗于大道，取以为史。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，其先黄老后六经，退处士进奸雄，盖其小小者耳。所谓大罪二，则论商鞅、桑弘羊之功也。自汉以来，学者耻言商鞅、弘羊，而世主独甘心焉，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，甚者则名实皆宗之，庶几其成功，此司马迁之罪也。

秦固天下之强国，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，修其政刑十年，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，虽微商鞅，有不富强乎!秦之所以富强者，孝公敦奉力穑之效，非鞅流血剥骨之功也。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，如豺虎毒药，一夫作难，而子孙无遗种，则鞅实使之。至于弘羊，斗筲之才，穿窬之智，无足言者。而迁之言曰“不加赋而上用足”。善乎，司马光之言也，曰：“天下安有此理。天地所生财货百物，止有此数，不在民则在官。譬如雨泽，夏涝则秋旱。不加赋而上用足，不过设法阴夺民利，其害甚于加赋也。”二子之名在天下，如蛆蝇粪秽也，言之则污口舌，书之则污简牍。二子之术，用于世者，灭国残民，覆族亡躯者，相踵也。而世主独甘心焉，何哉?乐其言之便己也。

夫尧、舜、禹、汤，世主之父师也。谏臣弼士，世主之药石也。恭敬慈俭，勤劳忧畏，世主之绳约也。今使世主日临父师而亲药石，履绳约，非其所药也。故为商鞅、桑弘羊之术者，必先鄙尧笑舜而陋禹也。曰，所谓贤主者，专以天下适己而已。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。

世有食钟乳、乌喙而纵酒色以求长年者，盖始于何晏。晏少而富贵，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，无足怪者。彼之所为，足以杀身灭族者，日相继也，得死于寒食散，岂不幸哉。而吾独何为效之?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者相踵也，用商鞅、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，皆是也。然而终不悟者，乐其言之美便，而忘其祸之惨烈也。

论封建

秦初并天下，丞相绾等言，燕、齐，荆地远，不置王无以镇之，请立诸子。始皇下其议，群臣皆以为便。廷尉斯曰：“周文、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，然后属疏远，相攻击如仇雠，诸侯更相诛伐，天子弗能禁止。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，皆为郡县，诸子功臣供赋税重赏赐之，甚足易制。天下无异意，则安宁之术也。置诸侯不便。”始皇曰：“天下共苦战斗不休，以有侯王。赖宗庙，天下初定，又复立国，是树兵也，而求其宁息，岂不难哉!廷尉议是。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郡置守、尉、监。

苏子曰：圣人不能为时，亦不失时。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，能不失时而已。三代之兴，诸侯无罪不可夺削，因而君之，虽欲罢侯置守，可得乎?此所谓不能为时者也。周衰，诸侯相并，齐、晋、秦、楚皆干馀里，其势足以建侯树屏，至于七国，皆称王行天子之事，然终不封诸侯，不立强家世卿者，以鲁三桓、晋六卿、齐田氏为戒也。久矣，世之畏诸侯之祸也，非独李斯、始皇知之。始皇既并天下，分郡邑，置守宰，理固当然，如冬裘夏葛，时之所宜，非人之私智独见也，所谓不失时者。而学士大夫多非之。汉高又欲立六国后，张子房以为不可，世未有非之者。李斯之论，与子房何异?世特以成败为是非耳。高帝闻子房之言，吐哺骂郦生，知诸侯之不可复明矣。然卒王韩、彭、英、卢。岂独高帝，子房亦与焉。故柳宗元曰：“封建非圣人意也，势也。”

昔之论封建者，曹元首、陆机、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、李百药、颜师古，其后则刘秩、杜佑、柳宗元。宗元之论出，而诸子之论废矣。虽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故吾取其说而附益之。曰：凡有血气，必争，争必以利，利莫大于封建。封建者，争之端而乱之始也。自书契以来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父子兄弟相贼杀，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!自三代圣人以礼乐教化天下，至刑措不用，然终不能已篡弑之祸。至汉以来，君臣父子相贼虐者，皆诸侯王子孙。其馀卿大夫不世袭者，盖未尝有也。近世无复封建，则此祸几绝。仁人君子，忍复开之欤!故吾以李斯、始皇之言，柳宗元之论，当为万世法也。

论始皇汉宣李斯

秦始皇时赵高有罪，蒙毅按之当死，始皇赦而用之。长天扶苏好直谏，上怒，使监蒙恬兵于上郡。始皇东游会稽，并海走琅琊，少子胡亥、李斯、蒙毅、赵高从。道病，使蒙毅还祷山川。未及还，上崩，李斯、赵高矫诏立胡亥，杀扶苏、蒙恬、蒙毅，卒以亡秦。

苏子曰：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，使内外相形，以禁奸备乱，可谓密矣。蒙恬将三十万人，威震北方，扶苏监其军，而蒙毅侍帷幄为谋臣，虽有大奸贼，敢睥睨其间哉！不幸道病，祷祠山川，尚有人也，而遣蒙毅，故高、斯得成其谋。始皇之遣毅，毅见始皇病，太子未立，而去左右，皆不可以言智。然天之亡人国，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。

圣人为天下，不恃智以防乱，恃吾无致乱之道耳。始皇致乱之道，在用赵高。夫阉尹之祸，如毒药猛兽，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。自书契以来，惟东汉吕疆、后唐张承业二人，号良善，岂可望一二于千万，以徼必亡之祸哉。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，如汉桓、灵，唐肃、代，犹不足深怪。始皇、汉宣皆英主，亦湛于赵高、恭、显之祸。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，奴仆薰腐之馀何能为，及其亡国乱朝，乃与庸主不异。吾故表而出之，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、汉宣者。

或曰：李斯佐始皇定天下，不可谓不智。扶苏亲始皇子，秦人戴之久矣。陈胜假其名，犹足以乱天下，而蒙恬持重兵在外，使二人不即就诛，而复请之，则斯、高无遗类矣。以斯之智而不虑此，何哉?

苏子曰：呜呼，秦之失道，有自来矣，岂独始皇之罪。自商鞅变法，以殊死为轻典，以参夷为常法，人臣狼顾胁息，以得死为幸，何暇复请。方其法之行也，求无不获，禁无不止，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。及其出亡而无所舍，然后知为法之弊。夫岂独鞅悔之，秦亦悔之矣。荆轲之变，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莫之救者，以秦法重故也。李斯之立胡亥，不复忌二人者，知法令之素行，而臣子之不敢复请也。二人之不敢复请，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。岂料其伪也哉?周公曰：“平易近民，民必归之。”孔子曰：“有一声而可以终身行之，其恕矣乎?”夫以忠恕为心，而以平易为政，则上易知而下易达，虽有卖国之奸，无所投其隙，仓卒之变，无自发焉。其令行禁止，盖有不及商鞅者矣。而圣人终不以彼易此。鞅立信于徙木，立威于弃灰，刑其亲戚师傅，积威信之极。以至始皇，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，不可测也。古者，公族有罪，三宥然后寘刑。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，太子亦不敢请，则威信之过也。故夫以法毒天下者，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。汉武、始皇，皆果于杀者也。故其子如扶苏之仁，则宁死而不请，如戾太子之悍，则宁反而不诉。知诉之必不察也。戾太子岂欲反者哉，计出于无聊也。故为二君之子者，有死与反而已。李斯之智，盖足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。吾又表而出?之，以戒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!

论项羽范增

汉用陈乎计，间疏楚君臣，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，夺其权。增大怒曰：“天卞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。愿赐骸骨归卒伍。”未至彭城，疽发背死。

苏子曰：增之去善矣。不去，羽必杀增，独恨其不蚤耳。然则当以何事去?增劝羽杀沛公，羽不听，终以此失天下。当于是去耶?曰：否。增之欲杀沛公，人臣之分也，羽之不杀，犹有君人之度也。增曷为以此去哉!《易》曰：“知几其神乎?”《诗》曰：“相彼雨雪，先集维霰。”增之去，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。

陈涉之得民也，以项燕、扶苏。项氏之兴也，以立楚怀王孙心，而诸侯叛之也，以弑义帝也。且义帝之立，增为谋主矣，义帝之存亡，岂独为楚之盛衰，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。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。羽之杀卿子冠军也，是弑义帝之兆也。其弑义帝，则疑增之本也，岂必待陈平哉。物必先腐也，而后虫生之；人必先疑也，而后谗入之。陈干虽智，安能间无疑之主哉。

吾尝沦：义帝，天下之贤主也。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，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，而擢以为上将，不贤而能如是乎?羽既矫杀卿子冠军，义帝必不能堪，非羽弑帝，则帝杀羽，不待智者而后知也。增始劝项梁立义帝，诸侯以此服从，中道而弑之，非增之意也。夫岂独非其意，将必力争而不听也。不用其言，而杀其所立，羽之疑增，必自是始矣。方羽杀卿子冠军，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，君臣之分未定也。为增计者，力能诛羽则诛之，不能则去之，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?增年已七十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，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，而欲依羽以成功，陋矣。虽然，增高帝之所畏也，增不去，项羽不亡。呜呼，增亦人杰也哉！